大汉王朝：钻营者大行其道，元帝庸可见一斑

长安令杨兴具有小材，得蒙宠幸，有时入见元帝，尝称周堪忠直可用。元帝以为杨兴必助周堪，于是召杨兴入宫问道：“朝臣多说光禄勋过失，究属何因？”杨兴生性刁猾，听了此问，还以为元帝已欲黜贬周堪，即应声道：“光禄勋周堪不但朝廷难容，就使退居乡里亦未必见容众口。臣见前次朝臣劾奏周堪，谓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罪应加诛。臣以为陛下前日，育德青宫，周堪曾做过少傅，故独谓不宜诛周堪，为国家养恩，并非真推重周堪之德。”元帝喟然道：“汝说亦是。但彼无大罪，如何加诛，今果应作何处置？”杨兴答道：“臣意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使预政，是陛下得恩全师傅，望慰朝廷。一举两得，无如此计。”元帝略略点头，待杨兴辞退。暗想杨兴亦斥周堪，莫非周堪真溺职不成。正在怀疑得很，忽又由城门校尉诸葛丰拜本进来，也是纠劾周堪、张猛，内说二人贞信不立，无以服人。汉元帝不禁懊恨起来，竟亲写诏书，传谕御史道：城门校尉诸葛丰，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周堪、张猛之美，今反纠劾周堪、张猛，实自相矛盾。诸葛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乃内不省诸己，而反怨周堪、张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言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诸葛丰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

看官阅此诏书，应疑诸葛丰所为，也与杨兴相似。其实，诸葛丰却另有原因，激成过举。元帝初年，诸葛丰由侍御史进任司隶校尉，因其秉性刚严，不避豪贵，且遵照汉朝故例，得持节捕逐奸邪，纠举不法。长安吏民，见他有威可畏，编成短歌道：“间何阔，逢诸葛。”斯时，有侍中许章自恃外戚，结党横行，有门下客为诸葛丰所获，案情牵连许章身上，诸葛丰遂欲奏参许章。凑巧途中与许章相遇，便欲捕许章下狱，举节与语：“可即停车！”许章坐在车中心虚情急，忙叫车夫速至宫门，车夫自然加鞭急趋，诸葛丰追赶不及，被许章驰入宫门，进见元帝，只说诸葛丰擅欲捕臣。元帝正欲召诸葛丰问明，适值诸葛丰封章上奏，历数许章之罪，元帝总觉诸葛丰专擅无礼，不信诸葛丰之言，命收回诸葛丰所持之节，降诸葛丰为城门校尉。诸葛丰很是气愤，满望周堪、张猛替他伸冤，好几日也不见音信。再贻书二人，自陈冤抑，又不见答。于是恨上加恨，还道周堪、张猛也是投井下石，因此，平时常称誉周堪、张猛，至此反列入弹章。一朝小忿自误误人，元帝既削夺诸葛丰官，索性将周堪、张猛也左迁出去，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周堪、张猛既贬，石显权焰益张，怙恶横行。当时，有个待诏贾捐之，为前长沙太傅贾谊曾孙，屡言石显过恶，因此待诏有年，未得受官。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珠崖郡叛乱不靖，朝廷发兵往讨历久无功。珠崖郡在南粤海内，岛屿纷歧。自从武帝平定南越，编为郡县，居民叛服无常，屡劳征伐。汉元帝因连年未定拟大举南征，为荡平计，贾捐之独上书谏阻道：“臣闻秦劳师远攻，外强中干，终致内溃。武帝秣马厉兵，从事四夷，役赋繁重，盗贼四起。前事可鉴，不宜蹈辙。现今关东饥荒，百姓多卖妻鬻子，法不能禁，这乃是社稷深忧。若珠崖道远，素居化外，不妨弃置。愿陛下专顾根本，抚恤关东为是。”不务殖民远地，但以弃置为宜，亦非良策。元帝将原书颁示群臣，群臣多半赞成，遂下诏罢珠崖郡，不复过问。

贾捐之言虽见用，仍然不得一官，郁郁久居，不堪久待。闻得长安令杨兴新邀主眷，正好托他介绍，代为吹嘘。当下投刺请谒，互相往来，杨兴见贾捐之口才敏捷，文采风流，且是贾长沙后人，自然格外契合。彼此缔交多日，适值京兆尹出缺，贾捐之乘间对杨兴说，且呼杨兴表字道：“君兰雅擅吏才，正好升任京兆尹，如若使我得见主上，必然竭力保荐。”杨兴亦呼贾捐之表字道：“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倘使君房得为尚书令，应比五鹿充宗，好得多了。”原来五鹿充宗，系顿丘地方的经生，与石显为友，石显曾引为尚书令，故杨兴特借着充宗，称美贾捐之。贾捐之闻言大笑：“果使我得代充宗，君兰得为京兆尹。我想京兆系郡国首选，尚书关天下根本，有我两人求贤佐治，还怕不天下太平么！”杨兴答道：“我两人若要进见，却也不难，但教打通中书令关节，便可得志了。”贾捐之不禁愕然道：“中书令石显么！此人奸横得很，我甚不愿与他结欢。”杨兴微哂道：“慢着！石显方贵宠，非得彼欢心，我等无从超擢。今且依我计议，暂投彼党，这也是枉尺直寻的办法呢！”贾捐之求官情急，不得已屈志相从，杨兴即与商定，联名保荐石显，请赐爵关内侯。并召用石显兄弟为卿曹，再由贾捐之自出一奏，举杨兴为京兆尹。两奏先后进去，谁知早被石显闻知，先将贾杨二人密谋，奏达元帝。元帝尚有疑意，待二人奏入，果如石显之言，于是饬逮二人下狱，派皇后之父王禁与石显究治。王禁与石显复称贾杨隐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应即加严刑，有诏坐贾捐之死罪，杨兴减死一等髡为城旦。可怜贾捐之热中富贵，反落得身首异处，杨兴虽免死，丢去了长安令做了一个刑徒，求福得祸，可为钻营奔竞者鉴。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