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李白作诗与宋人作诗的差异

一次偶然的机遇，李白进入朝廷，皇帝喜欢他的诗，却不喜欢他的诗性，他那种“楚狂人”的独立自由之态，令整个朝廷都不悦，于是，他走出朝廷，走向山林。他不想做陪皇帝写诗的诗人，因为他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思想者，可皇帝却认为，写诗嘛，有清词丽句就够了，不需要有什么思想性，思想应该属于帝王气象，而帝王气象多半还是帝王的事情，用不着诗人操心。

作为诗人，他可以留在朝廷，可作为思想者，他必须走出朝廷。当然，朝廷里，也有一边做官，一边写诗的人，如王维、高适等等。

李白一生之悲哀，哀在以思想者出走，却没有人认为，他是思想者。他怀才不遇，非仅对朝廷而言，亦对历史，浪迹于山河大地，使他超越那些奔走在仕途上的诗人，成为诗人之中最伟大的诗人，所以人称“白也诗无敌”。

可作为一名思想者，他未能以一种存在形式，让他的思想发出声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以争鸣而存在，世说新语时代，名士以清谈而存在，在盛唐之音里，诗人以诗而存在。在唐朝，那些不愿走仕途的智士或思想者如何存在？他们仿佛都失踪了。

有唐一代，作为思想者的思想，都没有进入学术化存在。这不但是李白个人的悲哀，也是盛唐时代的悲哀，就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也未能改变这一局面。

宋人来看李白的诗，就会觉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便是见识短了。“愁”非理性，把“愁”喊得那么响，哪还有哲理趣味可言？宋人就不这么写诗，唐朝诗人写性情，宋代诗人写理趣，诗要有见识。

王安石说“太白才高而识卑”，黄庭坚也说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而苏东坡则说“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这三种说法，都是围绕一个“思”字，思不足，则“才高而识卑”。而“好作奇语”，则言太白诗，多用想象，少见思想，言太白诗多冲口而出，不思而语。

宋人写眼前景，就不直说，如苏东坡写庐山诗，很是下了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起笔，就显得很有见识，待到他说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时，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的哲理之思了。

有理，有趣，便是宋诗好处。见识高者诗自高，如王安石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如此高瞻远瞩，便显示了他的理政功夫，而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是“愁”来。以性情而言，“愁”字妙，若以见识而论，没有升华，难免“识卑”。

唐人诗性第一，宋人诗性不敌，便以理性超越之。宋人以理性治学，而有理学，以理性写诗，而尚理趣。但宋人的超越，不在诗，而在学。宋人在诗上峰回路转，风格虽能自立，但还是难与唐人一争长短，可宋人的学问比唐人好，诗人多有讲学功夫。以诗而论，李白天真，其诗天趣，苏东坡和王安石都不及，以学问论，则苏、王胜之。

苏、王二人都走仕途，也都讲过学，还办过书院，作为思想者，比李白幸运。

李白漫游江湖，思想无根，进入山林，亦无以自立，时代没为他的思想，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形式，而宋人却能将他们的思想安放在讲学里，向理性飞跃。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