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疆服远：汉桓帝为汉羌战争费尽心血

　　扳倒梁冀以后，汉桓帝封邓猛女为皇后，宣女士为长安君，单超等五宦官同日封县侯，共获得七万六千户属民。尹勋等官员为乡侯、亭侯。又封赵忠等八宦官为乡候。受梁冀迫害的大臣陈藩、李膺、朱穆等人都升了官。

　　这是历史上对宦官封赏最丰厚的一次。特别是单超，被封两万户属民，胳膊上那一口算是没白咬，加封车骑将军(最高武职)，单超因此取得了和唐朝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童贯，明朝魏忠贤并列的历史地位。

　　于是，后世的人们就说，汉桓帝宠信宦官。

　　史书中渲染，宦官阴险毒辣、祸国殃民、心理变态等等。很多人其实都没认识到，宦官最大的作用是拱卫皇权。文臣、武将、外戚都有可能威胁皇权，唯有宦官始终站在皇帝一方。后来，袁绍灭爆了宦官，天子很容易就被董卓、曹操等人挟持，汉家气数也到了尽头。

　　东汉的宦官一般都有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很多人是有了子女才净身的。比如大宦官张让，儿子还娶了大将军何进的妹妹。没有子女的，一般也会有养子，比如，曹操的爷爷曹腾。还有一位宦官栾巴，不知何故“阳气复通”，又能娶妻生子了，于是，跑到朝廷，还当了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

　　汉桓帝很清楚，宦官可以拱卫皇权，却不可以治理国家。所以，汉桓帝的宦官，远远称不上“专权”，他们没有直接迫害文官的武器，最有效的办法，是向皇帝“哭诉”，请皇帝替他们出气。

　　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半年内竟然贪污了六千万钱，兖州刺史第五种，上奏要求法办单匡。单超诬陷第五种有罪，把他发配到朔方。朔方太守是单超的外孙，正磨刀霍霍等着第五种。不料，第五种的部下和大侠追到太原，杀死押解的衙役，救走了第五种。后来遇到大赦，第五种安然回家养老。单超又急又气，发病而死。汉桓帝哀悼老战友，赐予皇家陪葬品，以三军仪仗队送葬，但并没有继续追究第五种的责任。

　　济北相滕延见到宦官段琏、侯览的门客欺压百姓，当场斩杀数十人，暴尸街头。段硅、侯览向皇帝告状，皇帝不仅赦免了滕延，还提升他为京兆尹。

　　司隶校尉李庸，被称为“天下楷模”，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战功卓著，鲜卑和乌桓都望风臣服。其执法如山、正气昂扬，连汉桓帝都深受感动。宦官们吓得放假也不敢出宫一步。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有人揭发宦官左倌、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下令严查。结果，左倌及其兄长左称、侯览的哥哥侯参畏罪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瑷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具瑗主动住进监狱谢罪，上还侯爵印绶。“五侯”及其继承人都被降爵，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好日子只有短短六年。

　　总之，汉桓帝亲政那些年，不再重用世卿豪门，着重从民间和基层提拔实用人才，大量普通知识分子进入中央，政治风气好转，一派欣欣向荣。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黄河水出乎意料地变清了。“圣人出，黄河清”，汉桓帝觉得自己伟大的感天动地了。但不久，中国历史上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发生了，这一事件，把汉桓帝的历史评价大大降低了。

　　“党锢”，就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也就是所谓“党人”做官。

　　“党人”，这个词诞生于汉桓帝初年。汉桓帝的老师周福被封为尚书，与河南尹房植的政见不同，两人的学生们越吵越厉害，形成的势力就被称为“党人”。

　　汉朝是我国第一次教育大普及的时代，儒生大量产生。当年，梁太后和梁冀搞太学扩招。不到千人的太学，扩招到一万人。太学生大都来自地方实力派和豪门世族，都要做官，汉朝哪来那么多官给他们做。于是，太学生长期聚集在首都，拉帮结派，指点江山，袁绍、袁术、曹操、张邈、刘表等人都在其中。

　　汉朝是文官政治的成型期，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官集团。儒生、太学生们和文官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快走到一起，纵论时事，批评政府，互相吹捧，形成声势浩大的党人势力。皇帝干什么都受他们批评。譬如，宫女多了，太尉陈藩就上书说：“这么多宫女，岂不是让国家更贫穷吗?”孝廉荀爽也上书说：“不让她们结婚，灭绝人性啊。”硬是让皇帝辞退了五百多宫女。

　　“党锢”的导火索是两件事，张成事件和张俭事件。

　　有个叫张成的人，预知皇帝要大赦，就指使儿子杀人。后来大赦令果然发布，司隶校尉李膺性如烈火，违旨将张成处死，引得朝野称赞。

　　这事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汉桓帝敏锐地发觉文官中正在形成一股和皇权抗衡的势力。

　　此时，又发生了张俭事件。

　　张俭是大宦官侯览老家山阳郡的督邮。有一种说法是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另一种说法是，张俭在路上碰见横行的侯览母亲一行，就将侯览母亲、家眷、仆人等百余口杀死。总之，是张俭得罪了侯览，然后亡命天涯。许多官员和士大夫、包括追捕的警察都冒着风险掩护他。最后，这个通缉要犯在孔融的帮助下，长驱千里越过长城，投奔鲜卑政权去了。

　　汉桓帝这下明显感到地方官员和民间团体对皇权的抵触，下令严查，很多窝藏者为此家破人亡。只有孔融和兄长、母亲争着上刑场，被皇帝赦免。

　　侯览迎合汉桓帝的想法，叫张成的弟子向汉桓帝告了一状，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还让人诬告张俭和刘表等二十四人互相吹捧，组成社团，还刻石立碑。

这年年底，汉桓帝正式下令，逮捕了李膺、杜密、陈和、范滂等二百多党人。刘表等很多党人都被人掩护逃走了。党人岑暖，在四处逃亡中，还杀了汉桓帝宠爱的张美人全家二百多口泄愤。

文官杨乔，英俊潇洒，精明强干，汉桓帝想把女儿嫁给他，杨乔坚决不同意，干脆绝食七天而死，就是不当驸马。

　　太尉陈藩坚决不肯在党人的审讯记录上签字，还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罢去陈藩的官职，把党人们关进监狱。

　　第二年，贾彪来到洛阳，拜见汉桓帝的老丈人、党人领袖窦武与尚书霍谓。密谈之后，窦武上书，请求皇帝开恩大赦，并交还侯爵印绶，以表决心。霍谓也同时上书。

　　负责审讯党人的中常侍王甫，这时也被党人范滂的大义凛然感动，解除了他的刑具。李膺等人又说出了他们和很多宦官子弟的密切关系。宦官们也动摇了，劝汉桓帝实行大赦。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六月，汉桓帝大赦，二百多党人全部出狱回乡，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迎接的马车多达数千辆。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以后不许做官，史称“党锢”。

　　第一次党锢之祸，持续十个月，除了和张俭、岑暖案有牵连的以外，没有党人被处死。

　　和后世很多血腥镇压知识分子的时代相比，第一次党铟事件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因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汉桓帝从此背上污点，再也没法洗刷。

　　党锢事件后，汉桓帝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结束汉羌战争上。

　　汉桓帝唯才是举，弃用西北军传统将门，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著名的有皇甫规、张奂和段颍三人。

　　段颍年轻时是大侠，后来，突然发奋读书，被举为学廉，打起仗来战法凌厉，敢下狠手，曾经在一年中，连打一百多仗，斩敌三万多人，很得汉桓帝赏识。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段颍击破西羌，自春至秋，无日不战，斩首二万三千级，俘获数万人，汉羌战争第一次出现了结束的苗头。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和段颍共同制定了一个耗时两年半、预算五十四亿钱的巨大计划。

　　为汉羌战争费尽心血的汉桓帝，却没有看到胜利来临的那一天，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这位生前挨骂最多的中国皇帝，崩于皇宫德阳殿，享年三十六岁。

汉桓帝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长女的女儿，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

汉桓帝的遗体还未入殓，窦皇后就处死了汉桓帝生前宠爱的妃子田圣。一年后，宦官们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陈藩、窦武被杀，尚书令尹勋、“前宦官”栾巴相继自杀。

再一年后，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汉桓帝极力保存的李膺、杜密等百余名党人喋血洛阳。汉桓帝时代积累的政治精英毁于一旦。

　　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七月，段颍大破东羌于射虎谷(甘肃天水西)，斩敌一万九千级，汉军阵亡仅四百人，此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告慰了汉桓帝在天之灵。

汉代人对汉桓帝的评价不低，“桓”这个谥号的意思就是“辟疆服远、克敬勤民”，

汉桓帝的一生，是勤于政事、武功赫赫的一生。一些对汉桓帝的恶评，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言论的开放和政治的宽松。其实，一个皇帝经常被臣民批评的时代，不会是太坏的时代。相反，那些根本不见一点批评，只听到“奴才该死、皇上圣明”的时代，那些没人据理力争，只有马蹄袖打得山响、牲口一样跪倒一片的时代，才是黑暗的不正常的年代。

　　汉桓帝亲政的那些年，风调雨顺，经济发展，暴动几乎消失。对外连战连胜，在籍人口五千六百多万，加上隐匿人口和少数民族，应该在六千万人以上，为西汉之最，和盛唐不相上下，达到古代中国土地承载量的上限，一百多年后晋武帝的“太康盛世”，人口才不过一千六百万。

　　汉桓帝时代，皇帝没钱修宫殿，官员会请求老百姓嘴下留情，书生可以随便批评皇帝，宦官会为国家征战捐款，将士们会吃着死马肉和雪水、转战两千里奋勇杀敌，田赋保持着三十税一的低水平。汉桓帝一再下诏说，没有灾情的郡县，要为饥民们贮备粮食，天下人都是一家，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国家之宝。还有，大家最近不要酿酒了啊，注意节约粮食。

这样的皇帝，要做到也不容易。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