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并打伤了守门太监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在执政的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了。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在“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上“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就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归国。于是，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归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当时，万历帝的皇后无子嗣，王恭妃生子朱常洛，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开始，因郑贵妃得宠，万历帝想违背“立嗣立长”的祖训，册立朱常洵为太子，引发国本之争，遭到朝中大臣和东林党的反对，不得已只好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后来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时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谋杀太子，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朱翊钧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不愿深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又在宫中密杀了庞保、刘成二太监。

并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张差梃击案背后主使是不是郑贵妃已无定论，也有人怀疑是太子自演自导的一出苦肉计，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而梃击案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无人知晓了。梃击案遂成为晚明三大疑案之一。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将全部财产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他说：“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接见一个大臣，天下有将要沦陷的忧虑。”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皇帝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引来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皇帝对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就在朱翊钧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

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

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但是，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百姓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明队伍，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庙号神宗。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