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瓘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

什么是士大夫精神？简而言之，士大夫精神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北宋陈瓘就是这样的人。

陈瓘，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省）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史书说他：“性闲雅，与物无竞。见人之短，未尝面讦，但微示意，儆之而已。”陈瓘秉性淡定，不喜与人争名夺利，见到别人有缺点，从不当面直斥，让人难堪，而是巧妙婉转地点示，让人家自己觉悟而暗中改正，力图保全别人的脸面。但在朝廷上，陈瓘则是秉公直言，不畏权势，不顾私情友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位响当当的直谏之臣。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为越州太守。蔡卞听说陈瓘很有才华，想收为已用，便多方加以笼络。陈瓘知道蔡卞心术不正，不与同流合污，多次以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后来，陈瓘改任温州通判。北宋时期，朝廷沿袭唐代的职分田制，按内、外官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授予职官员八十亩到十二顷的职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陈瓘认为自己的职分田收入颇丰，只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充公。

宋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惇为相，在其进京路上，当时任通判的陈瓘同众多官员一起夹道欢迎。章惇早就听说陈瓘的人品才干，便热情邀请他坐上自己的专车，虚心征询当前要务。陈瓘问：“天子待公为政，敢问何先？”章惇表示必欲除去司马光的党羽及其行政措施。陈瓘毫不客气地说：“公误矣。果尔，将失天下望。”章惇说，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乱政误国，是大奸臣。陈瓘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章惇初任宰相，夫人张氏病危，临终前再三嘱咐：“相公为相执政，千万不要恃权报怨。”（即“君作相，幸无抱怨。”）办完丧事，章惇仍悲悼不已，向陈瓘述说悼亡之痛，整日以泪洗面，未能忘情。陈瓘劝他说，与其徒劳悲伤，何如记取夫人最后话别之语？可惜章惇被党争对峙迷住了心窍，听不进亡妻和陈瓘的劝解，当政时一味把政敌往死里整，下手毫不留情，最终把自已整到了奸臣榜。

章惇、蔡卞当政，将司马光等人列为奸党，并欲将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毁版，抹去他的一切痕迹。时任太学博士的陈瓘，问主张毁书者，《资治通鉴》的序文难道不是宋神宗御笔亲制吗？神宗褒奖的大作，你们却要毁弃，这是继承先帝的遗志吗？由于他的巧妙问难，毁版计划被迫中途缀止。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陈瓘身为谏官，认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对朝政秉公进言。他对朋党之争深为痛绝。他在回答微宗询问时说：“做事应该持公正态度，顾及大体，不要抓住人家枝节小事不放，以其一点，攻击其余。尤其是作为谏官的更应该尊重事实，不要以自己的孤见寡闻来妖言惑众。”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严正陈词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书奏请治蔡京等人结党营私，误国误民之罪。

　　他相继弹劾安惇、蔡卞、邢恕、章惇、蔡京、蹇序辰等，使这些人一度丢官外放。后来的历史证明，陈瓘纠弹的这几个人，个人品质都有问题，按照儒家伦理划分，均属“小人”得志范畴。

　　这年十月，陈瓘在朝廷担任权给事中。职务前加上权字，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当时的宰相曾布很想拉拢陈瓘，派人传语说，准备去掉“权”字，把他扶正。陈瓘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与丞相开诚布公地讨论，合则留，不合则去。”第二天，曾布数次派人前来陈府，邀请晤面，表明器重之意。陈瓘到曾宅后，拿出意见书，二人立刻争辩起来。曾布生气了，出语越来越严厉，甚至脏话也冒了出来。陈瓘则不卑不亢，和颜悦色，据理力争。见曾布失态，他慢吞吞地说，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国事，是非终有公论，最后将由历史来证明。相公何必因此发怒，有失宰相礼贤下士之礼呢？弄得曾布十分尴尬，连声道歉。几天后，陈瓘出任台州知州，离开朝廷。

　　不久，蔡京兄弟上台，记恨过去陈瓘弹劾他们，趁机报复，把陈瓘等人贬谪到荒远地区。

　　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陈瓘贬在湖南郴州，其子陈正汇在杭州举报蔡京一党有动摇东宫的企图。蔡京一党大惊，以同谋罪逮捕陈瓘，逼陈瓘承认父子俩无中生有，造谣诬陷宰相。在公堂上，陈瓘侃侃而谈：“正汇举告蔡京将不利社稷的文书还在路上，我怎么有可能预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违心地去指证他们犯罪，是情义所不容的；挟私愤，作伪证来迎合你们，是道义所不为的。蔡京奸邪，必定为害国家，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着今天才说。”陈瓘大义凛然。字字掷地有声，连内侍黄经臣闻之都为之感动。他说：“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据陈瓘所言上奏吧。”结果，陈正汇因诬告罪而流放海岛，陈瓘被贬置通州。

　　陈瓘与蔡京，可谓正邪不两立，因而招致蔡党的打击最为严酷。他接连被贬远方，在台州时，蔡党抓住他写《尊尧集》一事，欲起文字狱，陷之死地。蔡党知州把他押来，欲动大刑，陈瓘昂然启问：这是皇上的意思么？《尊尧集》岂是诽谤朝廷？我把神宗皇帝尊为尧，当今皇上自然为舜，你们难道敢反对？为虎作伥，所得几何？今后如何面对天地良心和世间公议？知州面露惭色，只得作罢。

此后，朝政越来越糟，蔡京一党变本加厉地迫害陈瓘，陈瓘又迁移了几处贬所，他知道国事已不可为，索性弃笔捐书，不再写文章。在北宋灭亡前三年，他对家人说：我这些年为国为民，披肝沥胆，唇敝舌焦，历经各种苦难，唯一惧怕的只有一个“死”字。现在，死对我也无所谓了。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陈瓘忧心，病逝于楚州，终年六十五岁。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即位，蔡京一党受到了清算。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同年，朝廷追封陈瓘为谏议大夫，并在县学中建斋祠奉祭。

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宋高宗对辅臣们说：“陈瓘当初为谏官，正直的议论，对国家大事多次陈言，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此，特谥陈瓘为“忠肃”，赐葬扬州禅智寺。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