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北宋前期，宋词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面目很是下等低档，被以唐诗继承者自居的正统文人，视为不入流的通俗文学。这很像唱美声的看待酒吧歌厅里那些唱流行歌曲的态度。但民间却正在涌现一种叫做“新声”的东西，还有一个叫做柳永的文艺青年，正在诗歌江湖中勤奋地奔波。柳永当举人时，喜欢和教坊乐工、歌姬等民间音乐工作者厮混。他完全地用市民口语甚至街头俚语创作，颇有点神差鬼使。结果，他的“新声”非常容易被市民生活消费，很快就流行开来。

这位才子开始独步词坛之时，其风流放浪之名也压倒了北宋众多文化名流，当局对这位文艺生活方面的出格者很是不爽。由是，这个号称柳七的音乐人，在仕途上很不顺，他便在言行上有点破罐破摔了，但他为大宋娱乐事业献身的信念却越发坚决。他天天进楚馆、出秦楼，在窑子里越混越有感觉；他把艺伎当同事对待，和她们自由恋爱，平等上床，极受艺伎们的欢迎和热爱。他的慢词和风格也越来越有名，他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寻芳客，如果某艺伎能请到柳永喝酒，她就可能获得柳永的新词，这就等于为成为明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于是，当时演艺界的女歌手们流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在娱乐业成名点金术上，柳永绝对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连今日之造星大师张艺谋，也会自叹弗如。

被体制边沿化以后，柳永常常客居青楼，死时无钱无亲友。艺伎们凑份子把他葬于南门外。据说，此后的每年清明节，襄阳城里的歌伎们，还常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后来，相沿成习，成了歌院青楼的“行规”，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让人很感叹：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死后被人民自愿弄成节日祭悼，且形成民俗的也就两人，一位是屈原，全民性的；另一位是柳永，行业性的。

柳永科举和从政一路障碍，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主考官与柳永父辈有恩怨；二是柳永来自民间的写作路子，与宋朝干部们的创作风格不能相容。某些传说和记载不无道理，如，柳永因一曲《西江月》里有“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句，而得罪了丞相吕夷简；又因著名的《鹤冲天》：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让皇帝不高兴。他把写诗填词的才子说成是穿便服的公卿，把做干部说成是“浮名”，说当官不如喝酒唱曲愉快。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惹得宋仁宗给下了断语：“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

《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后来，柳永经常出入京城“三朵名花”：陈师师、赵香香、徐安安的家里，与这三位歌伎切磋他的那些婉约词，并从她们手里领稿费，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作家。

婉约派往往是男欢女爱的实干派。那么，这首《凤栖梧》词中，出现的人物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有人考证，是一位叫做谢玉英的妓女，这也只是猜测。但可以大致断定，她即使不是姓谢的，也是姓妓的。这首词写的也是宋朝抑郁症中最严重的一种：春愁。病因是由这位女人引起，词尾那个“伊”字点明了的。

曹操《短歌行》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是政客中的统帅，柳永是寻芳客里的领袖，他们从各自的气质出发，抑郁时，都要用酒来秀一下自己的内心，但看来寻芳客确实不及政客大气。可以想见，柳永之前还有一位酒海上的舵手：李白。他写的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在饮酒界，李白的话是很权威的，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就是最高指示，而且永远是最新指示。柳永因为在情场失手，想借酒发一下小疯，其悲惨的“愁更愁”结局，也早被李白历史性地定下了。

当时的词坛大哥晏殊、欧阳修并未把笔触伸向新兴的充满生气的都市生活，柳词却满足了当时广大市民们唱歌的需要。他的词不仅在汉人聚居地被广为传诵，还随着大宋的外贸活动流行到了国外。西夏史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金国的老大完颜亮读了柳永的词，羡慕词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竟然起了投鞭渡江，南下灭宋的心思。可见柳永的词影响之广泛，成了当时的国际流行歌曲。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