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是病态的“经济繁荣”吗？

我们知道，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代，文化是很繁荣的。不仅名人名家如星汉灿烂，就连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是书画大家。他还成立了颇有名气的皇家画院，还搞过什么书画选仕。可人们大多不知道的是，当时宋朝的经济也很繁荣。

我们还知道，计划生育是很现代的事，是几十年前，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鼓励下，人们无序生育造成了人口爆炸后，国家在不堪人口重负的情况下，实行的无奈之策。可是，中国古代并无此说。在古代的中国，人口的多少，恰恰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在五千万左右。

从《中国文化小通史》上看到这样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二千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五倍，按每户四至五人计算，大观四年北宋的人口约一亿左右，是汉、唐盛世时的两倍。北宋的疆域版图远远小于汉、唐，而人口密度却大大超过汉、唐，可见宋徽宗时期的北宋经济并不算坏，甚至还有点繁荣。

而宋徽宋本人除了写字作画，勾栏风流外，其实也还算是过问经济建设的。宋代的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三百五十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修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这在历代帝王中也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手中。个中原由，从史料中大致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极大冲击，商人的社会地位急剧提升。几乎与此同时，商人与皇亲、贵戚、官员联姻；商人向官府交钱纳税为自己谋取官职；以及官员兼营经商，甚至公开贩买由官府专营的茶、盐来谋取暴利；就连军队经商都成为时髦。可见，当中国的商品经济还处在萌芽阶段时，就显现出了这种官商勾结的畸形病态。

宋代出现了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早在宋真宋时期，宰相王旦就说过，汴京（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十万贯的比比皆是（成语“万贯家财”的由来），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到了宋徽宗时期，富商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官人”也在同步增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受到层层盘剥，自是穷的更穷，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北宋未年，朝廷又发行大铜钱和劣质夹锡钱，并规定大铜钱当十文使用，夹锡钱当两文使用，致使原先通用的铁钱大幅贬值，甚至使得二十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更是一种掠夺。

宋徽宗时期的上层腐败也很突出。所谓“上层”，首先是宋徽宗。史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这个风流皇帝通过地下秘密通道找李师师寻欢作乐的事迹，己由章回小说《水浒传》传播得家喻户晓了。当然，北宋的倒台也并非全如《水浒传》描述的那样，由于官家大兴土木，没完没了地征用花石纲，加上蔡京之流又弄出个生辰纲，方才搞得“天怒人怨”，使宋江，方腊揭竿而起那么简单的。

对于政局乃至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非常重要，由于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社会无序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社会矛盾就会都跟着缓和化解，恐怕也有极大的片面性。北宋之亡，就不是亡于经济，而是与上述的“子丑寅卯”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宋徽宗在金人进攻时，吓得把皇位让给了儿子，自己当太上皇躲了起来。但是，由于长期腐败而形成的官商勾结，己经破坏了宋朝的社会经济结构，北宋王朝的大厦己成将倾之势，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了。因此，北宋为什么会在并不强大的金兵的攻击之下，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使之蒙受了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是今世，也是后世之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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