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避跪拜礼问题，同治大婚时，各国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

弱国无外交，在强势的西方面前，清朝也只能搞一些被动挨打式的外交，总理衙门，这个外交机构始终没能制定出成型而完备的外交政策，就连一些基本礼仪也都悬而不决，比如磕头的问题。

六岁的同治皇帝即位后，按例应该接受外国使臣的拜贺，可外国人始终不肯磕头，清国也早没了强制他们磕头的底气，这事就有些难办。总理衙门为此专门征求了几个封疆大吏的意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主张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免除跪拜礼；保守派大佬坚决反对，说不能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祖宗的规矩。最后，争执无果，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只好以皇帝年龄尚小为由，拒绝外国使节的觐见。

觐见一事一拖再拖，直到公元1872 年同治大婚时，都未解决。当时，为了回避礼宾问题，各国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亲政，各国使节再三提出觐见请求，总理衙门实在搪塞不下去了，只好召开专题会议予以讨论，最终同意了外使入觐，可行鞠躬礼而不必磕头。

废除跪拜礼，清廷一直固守的颜面丧失，却又心有不甘，官员们便想方设法在其他方面挣些面子。有一次，外国公使六人入觐同治皇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就对他们作了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譬如，公使想带佩刀入见，文祥不许；公使欲带多名随从同往，文祥亦不答应。然而，公使们不管这些，觐见这天，还是带了许多随从去，于是，文祥吩咐下去：公使们每进一道门，便截留下他们几个人。如此围追截堵，最后，公使们进到紫光阁时，身边就剩一个翻译了。公使们气得不停抗议，还把递过来的茶杯摔在了地上。

形式上如此，精神上更甚。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屡战屡败，每次都要割地赔钱，好坏说尽，可国人却能在文字上找回尊严，譬如，对讳莫如深的“赔款”二字，不论公文，还是私信，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地以“抚恤”二字代替，为此，还险些闹出一场外交纠纷。

中日甲午开战后，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并在誓师檄文中慷慨陈词，其中提到道光壬寅年（公元1842年）和光绪甲申年（公元1884年）的两次赔款，说中国军队战胜了外夷，但出于恩威并用的考虑，最后出钱“抚恤”他们。此檄文传至上海，被《申报》予以引用刊发，几家外国大报也进行了翻译转载，英、法领事看到后，马上致书清政府，严厉质询：“你们‘赔款’的文书都在呢，白纸黑字，怎么反成‘抚恤’了？”清政府赶忙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并委派苏松太道专门致函道歉，这事才算过去。

以上事例，无不反映出清廷在应对世界变化时的矛盾与纠结，其内心仍有大国情结，仍想维持大国尊严，却又在高压态势下不得不屈服，只好玩些欲盖弥彰的小把戏。更悲哀的是，面对残酷现实，清廷上下从来不找自身原因，也不去努力顺应潮流，而是一味地坐井观天，思想和他们身上的官服一样晦暗陈旧，自然与世界格格不入了。

光绪朝，任吏部尚书的万青藜，便常有惊人之语。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中国在亚洲的东部，还没一巴掌大，万青藜见后很气愤，说：“中国不应才这么大点，这简直是在欺侮我们。”又有一次，他与同僚谈起世界各国，发表议论说：“天下哪有那么多国家？想来不过两、三个罢了，今日英吉利，明日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都是在蒙骗中国人。”接着，又自我矛盾地说：“西方人说话不实在，比如英吉利，应该是三个国家，现在只有英国来了，吉国、利国却从未见过。”

高官如此迂腐，也别指望清廷有啥见地了。随着世界格局与国内思潮的变化，清廷也开始向西方派驻外交使团，以应对波谲云诡的内外风云。但这些官是不被人们理解的，公元1876年，郭嵩焘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时，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嘲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籍。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任驻俄大臣，回国后，起居习惯均染欧风，全家老幼也都跟着效仿，窄袖紧腰，皮鞋礼帽，打扮与欧州人无异。曾纪泽一家子热情奔放，京朝人士却是深恶痛绝，说：“父亲以道学闻名于世，儿子却要用夷俗改变国习，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时物议沸腾，几乎要鸣鼓而攻之了。

这也不变，那也不变，变的就只有尊严了。公元1898年的夏季，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总理衙门按惯例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云云。草表上来，光绪帝字斟句酌，很不惬意，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之后又修改了其他几处措辞，这才算满意。当此时，大清帝国当年那种冷漠的高傲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可怜与可恨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