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

沈葆桢，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沈葆桢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林惠芳贤淑勤快，不但平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还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负起了责任。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是舅舅林则徐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初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悟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六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一年，沈葆桢刚好二十岁。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这一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沈葆桢中进士。在这年的同榜进士中，还有另一大名鼎鼎的人物李鸿章，李是第三十四名，而沈是第三十六名。沈葆桢入翰林院并选庶吉士，授编修，并在后来的京官考核中，以“一等”的身份擢升都察院，升监察御史，前途一片光明。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沈葆桢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沈葆桢先调贵州道监察御史，后又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五十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四百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中一片慌乱。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临危不惧，毅然主持军务，布署守城，一边鼓舞百姓，一边写下救援血书，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而她则带领城中妇女做饭救伤员，与不多的兵勇一起，戮力御敌，终于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沈葆桢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终于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事后，曾国藩专奏天听，并奉旨建祠褒扬林普晴，。后来，林普晴逝世，时人撰挽联，悼念她啮血作书，求援解围之壮举。横批：不愧为名臣之虎女；上联：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撒夫人分伟绩；下联：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边图皓魄，云裳仙子证前身。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此时，沈葆桢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沈葆桢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葆桢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在曾国藩攻克天京后，沈葆桢将突围而出的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及干王洪仁玕等捕杀，最终将太平天国彻底地荡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推诿了。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沈葆桢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五年，培养监工人才。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十二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三千六百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十八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二十二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六月初，日军一千三百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七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政府照会日方诘责，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二十尊，洋火药四万磅，火药三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与顾问李仙得，于当年九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1年）十月三十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但日军也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

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使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十一月，沈葆桢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六十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沈葆桢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补述：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沈葆桢十一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但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林普晴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子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沈葆桢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二百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最后，忍不住再说一下林娘子，因为她实在是一位名臣的好女儿，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善良的妻子，她身上体现出的优秀品质，动感天地。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时，曾自撰有一副自挽对联，算是对自己丈夫和女儿的临终嘱咐：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小妮子终当有母。若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林普晴一生操劳，为国、为家，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临死前，还要嘱托丈夫和女儿，善待未来进入家门的女人，人世间，此等情怀能有几人。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