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叶名琛，字昆臣，自号海上苏武，湖北汉阳人，晚清南疆重臣名臣 ，官至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一等男爵。

叶名琛为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擢升广东巡抚。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歼灭罗镜会首吴三，加封太子少保。公元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守城不敌洋人，兵败被俘。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于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终，享年五十二岁。

叶名琛生前叱咤风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多少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偏偏叶名琛深得咸丰皇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九年。这与叶名琛深谙为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

正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的鲜血，铸稳了叶名琛的宝座。叶名琛据此不断地向咸丰皇帝邀功请赏，而咸丰皇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总督加官进爵。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最后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先是被加封为协办大学士，后又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是这一时期中，唯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叶名琛明白，正是暴乱者的鲜血使其官运亨通。没有不断的“平暴”业绩，其官位的基础就是悬空的。专注于平暴事业，就等于事业发达。叶名琛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国内事务上，这是叶名琛最理智的选择。至于钦差大臣专办夷务一职，费力而无功。在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之间，叶名琛显然更偏重于总督一职。即使在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十月以来，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叶名琛向咸丰皇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在叶名琛看来，这一连串剿灭土匪的数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机的法宝。没有了这些“数字”，叶名琛就是一个将被撤职查办的总督。专事剿匪，不仅是叶名琛的功名利禄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他还使用“空城计”，尽量在英法联军面前示以镇定，使其不知底细，企图以此吓跑英法联军：“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但英法联军既不是一触即溃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马懿，叶名琛最后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乡。

《清史稿》称：“名琛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其间，颇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得派领事于五处，专理商贾事宜。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均相继设立领事馆。但是，最先和洋人接触的广州城，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 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积嫌已深，乃“ 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斯时，耆英为两广总督，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就秘密告诉英人，说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先后达到十多万人。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但是，十多万人的齐声呼唤，气势震天，英国人害怕了，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时， 广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说洋人其实很好控制，有些人甚至提出，干脆乘胜断绝与洋人的通商。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表示愿重定通商专约。广州方面要求将严禁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于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过程中，叶名琛是二把手， 广东巡抚， 积极参与了此事的策划和执行。所以，当他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道光皇帝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因封徐广缙一等子爵，并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

亚罗号事件：亚罗号商船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 即仅仅悬挂国旗是不够的）。同时，国际法惯例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即登临权）：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虽然悬挂外国国旗，但实际上与军舰国同一国籍；等等。

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十四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十二名以资调查。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 据梁国定说，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突然升起了米字旗！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 拿出《虎门条约》， 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 如凡中国人与英国人“ 交涉词讼” “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十二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九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一千洋银购买，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二十四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十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十二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说，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一月五日，叶名琛被俘后，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有虐待他。而且，总督自始至终也保持了一种凝然的气节。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他在军舰上生活了四十八天后，即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时人评价叶名琛的，骂者居多。但也有在叶死后写挽联，执公允之论的。“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在印度，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其一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戌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其二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茄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翻译给他听）。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从而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转变，“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根本不懂。”后来，他决定绝食。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历史评价：《清史稿》：名琛性木彊，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平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可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又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之后，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真让人觉得难以下笔。当时有一幅挽联：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本篇完）